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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69章 太阳神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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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是文博界的通病——用考核的方式提携后进。

    俩人刚才聊到李林灿,相本直树与李林灿关系不错,他误以为卢灿是李林灿的弟子,故此,虽然客气,但其心理上,还是将卢灿当成晚辈看待。

    从年纪和学识上来说,自己没吃亏,相本直树的晚辈,也没什么。卢灿耸耸肩,对温碧玉笑笑,挽着她的手臂,跟在相本身后走上二楼。

    二楼的陈设是典型的东瀛民居:直回廊、纸纱棂壁、推拉门、榻榻米、矮几、屏风。

    相本直树就在刚才自己品茗读书的榻榻米上招待卢灿俩人,茶,自然是头茬的玉露。

    “京都比睿山的玉露,果然不同凡响!”卢灿的赞美是真诚的,东瀛玉露的制作,有其独到之处——高温蒸汽杀青之后,用水冷或者冰冷的方式快速降温,从而使得茶叶中的涩味大减,香味悠长。

    温碧玉不懂这些,一旁跟着卢灿学,亦步亦趋端杯品饮,倒也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。

    相本直树根本就没再提“考核”之事,反而拉着卢灿,品茶之余,聊起东瀛“汉学”。

    温碧玉这下彻底懵圈,什么东京学派,京都学派,听不懂啊。

    不仅她听不懂,即便是后世很多玩古董的人,也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。

    其实很简单。

    同样研究汉学,东京学派是典型的“文献史料派”,也就是说,他们讲究以真实史料为依据,没有史料或者史料不真实,则会“疑古”,他们甚至认为“中国尧舜禹都是不存在”。

    是不是很熟悉?

    对!东京学派与国内顾颉刚等大师所提出的“疑古学派”,一脉相承。

    这一学派,实事求是的论证史料,值得认可,可是他们也带来很多负面效应。譬如他们严重打击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合法性,使得中国人对于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有缺失,一直影响到今天。

    换句话说,中国人的不自信,根子上与他们有直接关系!

    相比他们,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,在中国就受欢迎多了。他们提出的“天运螺旋说”和“文化中心移动说”在国内有不少拥趸。

    所谓“天运螺旋循环说”,即认为历史偶然的背后是必然,一切都是大势所趋。

    内藤以此反驳西欧学者的“中国文明停滞”论,他认为历史变迁虽是循环的,然其发展过程则是有差异的。

    京都学派认为,中华文明并非没落,而是沉寂,因此获得更多中国国学大师的追捧。

    东京学派在汉学史学方面求实,京都学派在汉学哲学方面务虚,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别。

    温碧玉哪能听得懂这些,不一会,她就有点迷瞪,想睡觉。

    卢灿是玩鉴定的,可不是玩研究的,自身也不太喜欢这种坐而论道,可又不得不忍着——这种交流除了学识考核外,同样可以看作对心性的考验。

    还想着从对方手中掏出好东西,他不得不坐直身子与对方一问一答。

    扭头看到温碧玉,在旁边小鸡啄米般的打瞌睡,有招了。

    瞅着间隙,卢灿坐直身子,伸手拍拍温碧玉的胳膊,声音稍高,“艾琳,怎可在相本前辈面前失礼?”

    顿时将温碧玉吓得一哆嗦,睡意全无,俯身致歉,“啊……对不起,相本前辈,我……”

    卢灿顺势接过她的话语,解释道,“艾琳和我,昨天抵达东京时已经很晚,今天一早又去东御园看樱花,没能休息过来,还请谅解!”

    相本直树原本确实有些不高兴,一听,得,合着还是自己的邀请,打搅了他俩的休息,连忙回礼,“是我的邀请,太冒昧了。”

    “两位稍等片刻,”老头子站起身,穿上木屐,匆匆出门。

    这次应该是去取东西了。

    “灿哥,我……”小丫头苦着脸,怎么在阿灿拜访客人时瞌睡呢?

    “嘘!”卢灿竖起食指,对她眨眨眼,悄声在丫头耳边说道,“我也正有打瞌睡的意思呢,得亏有你顶着。”

    一句话说得丫头噗哧一笑,粉拳举起,捶在他的胳膊上,“你怎么这么坏?就知道拿我顶缸?”

    如此一嬉闹,温碧玉刚才那点尴尬,立即消散的无影无踪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……

    相本直树抱着一方长方形的木匣子进来,重新跪坐到矮几对面,将木匣推给卢灿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早些年在内陆购回来的一件颇有意思的东西,一直不是很确定,朋友圈中,也没有定论,卢生看看?”

    卢灿早已望眼欲穿了,自然不会客气,戴上手套后,将木匣打开。

    一愣,继而狂喜!

    这是一方青铜洗盘,三虎足,足高一公分,典型的矮足;盘壁外凸,壁高两公分,外壁铸刻两只长尾鸟型壁纹。

    最让卢灿惊喜的是洗盘内底,直径在八公分左右,分内外双圆。

    内层为一圆圈,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铸纹;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,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纹组成。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,朝同一方向飞行,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。

    这一图案,卢灿太熟悉了!

    这就是金沙文化遗址最宝贵的发现——太阳神鸟金箔的阴文铸造版。

    上辈子卢灿无数次看过、听过太阳神鸟金箔的新闻,也曾经梦想着,自己如果有这么一件藏品,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
    现在,算上这件,虎园已经有两件出自金沙文化的青铜物件。

    至于另一件?别忘了,当初卢灿带着李林灿老爷子前往缅北拉普小镇,曾经收到一件太阳鸟青铜盉器。那件物品,已经被虎园鉴定部门认定为“未知出处的蜀地文化商周青铜祭祀器”,虎园镇馆之宝器!

    卢灿小心翼翼的将这方洗盘,从木匣中取出来。

    青铜洗盘被相本直树保存的非常好,看不到一丝一毫沟壑中的铜绿和岁月沉寂的腐末,入目宝光灿灿,甚至连出头的痕迹都很难发现,颇有传世古的模样。

    不过,卢灿很清楚,这件物品,就是出土古,只不过老家伙的保存手段了得,给“洗”没了。

    这是绝对的珍品!应该如同自己手中的那件太阳鸟青铜盉器一样,被偶然间挖出,然后流落到市面,又被相本直树购买到东京。

    难怪相本直树说自己拿不定主意?

    三星堆和金沙文化遗址,都还没有发掘,中国西南部的蜀地文化,在文博界的印象中,尚处于“鱼凫”“悬棺”之类的传说文化,或者说是“楚文化附属”,哪会有自成一体的“蜀地青铜文化”“玉器文化”以及“金文化”。

    故此,即便是相本直树、李林灿等人,也猜想不到,蜀地,竟然有着一套个性迥异,异常精彩的本土文化!

    他们自然也就看不出,这些太阳鸟铸纹图案所代表的含义!更不会清楚,这些“怪异纹饰”青铜器的出处!

    李林灿还好一些,对于讲究文献和事实的“东京学派”代表之一的相本直树,更不会轻易对这些东西下结论,他自然会一头雾水啊。

    卢灿将这件青铜洗盘看过几遍后,重新放回木匣,好东西!

    他微微欠身,“相本前辈,您的这件物品,我非常喜欢,请转让给我吧。”

    “转让给你没有问题,可是,你需要解释我心中的疑惑。”相本也非常喜欢这件器物,手指搭在洗盘檐口,轻轻摩/挲,眼睛却盯着卢灿。

    “您能告诉我,得到这件器物的来龙去脉吗?”卢灿还在斟酌是否该告诉他实情?不过,相比这,卢灿更看重他是怎么上手这件器物的?自己有没有可能从他的渠道中,找到更多的三星堆或者金沙文化遗址散落出去的珍贵文物?

    “哦,那是昭和五十四年(1979)……”

    听他介绍,这件物品,是他访问内陆时,从郑州工艺品商店中得到的。

    这句话三真七假,事实是:

    三年多前,相本直树随团访问内陆,相本直树的叔叔相本源,侵华战争时被淹死在花园口溃堤的黄河浪涛中,因此,他借口造访中州的名义,前往开封祭拜。

    在郑州,他确实惊讶于当地“青铜工艺品”的仿制技艺,提出想要看看对方的仓库。在中州青铜制品厂的大仓库中,他看到堆积如山的各色青铜器。这些都是全国各地收集上来的较有价值的青铜器物,准备用来作为仿制样板。

    他通过自身外宾关系还有学者身份,从郑州青铜器厂大仓库中,“交流”了十四件小件青铜器物(大件青铜器是不允许交流的),其中,就有这件看起来很奇怪的青铜洗盘。

    他的话语不尽不实,卢灿有些失望,看来,想要寻找散落在各地的蜀地商周时期青铜器,怕是不成了。

    “现在,卢生可以为我解惑了吗?”相本直树追问。

    对方答应出手,卢灿很利索的将木匣子盖上,放在自己的右手边,这才说道,“很幸运,虎园博物馆也馆存了一件类似铸纹风格的青铜器,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,他们应该是属于同一文化类型,而且都是属于青铜礼器。”

    “虎园所藏的,是一尊青铜盉器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鉴定的结果,这种装饰图案,应该出自于蜀地。”

    “蜀地?”相本直树皱皱眉头,有些不太相信。

    “这是有事实依据的。”卢灿继续说道,“其论证的依据来自于早期蜀地丝绸花样。”

    蜀地善织,蜀地丝绸织物的发现历史,可以推溯到商周,并且有远渡重洋的记录——古印度政/治家,哲学家考底利耶在他的著作《政事论》中,就提到“cinapatta”一字,意思就是“中国的成捆的丝织品”。

    虎园这些年研究,确实在早期蜀地丝绸的花样中,找到近似于太阳鸟的图案。

    这无形中为这些青铜器的出处,标明地域。

    卢灿的解释,似乎能说得通,可是相本直树还是有些疑惑的,想要拉着他继续讨论。

    “相本前辈,我郑重邀请您前往虎园,您的疑问,虎博肯定能为您解惑。”

    东西到手,卢灿才不愿意和这老家伙扯闲篇——自己的理论水平不够啊!

   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泄了底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

    能从相本手中拿到这件物品,卢灿还是很开心的。

    坐在车中盘玩着这件宝贝,对丁一忠吩咐一句,“丁哥,让谢三顺他们那帮人,注意点,如果有这种太阳鸟纹饰的青铜器,勿论真伪,只要价格不高,都收回来。”

    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还没大规模发掘,这类太阳鸟纹饰青铜器,赝品不多,如果有,说不定就是真品。

    特别说明:三星堆并非没有被发掘,早在1929年到1934年,被英国传教士董笃宜、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等人多次挖掘,只是未曾挖掘到主遗址。从1934年之后,川中内战不休,便封停暂止。

    当时的三星堆部分青铜器、玉器外流,并非胡乱编造,只是外流很少,影响力弱,不为当时文博界所广泛认知。